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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年2月，遵照胡耀邦批示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社派我采访王震将军。此前，我们刊物已将少奇同志、彭老总和贺老总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惨遭迫害的真相告诉了人民，如今能亲自采访王震将军，自然最关切王老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遭遇。1983年4月，我还专门去王老家乡湖南浏阳和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下放蹲点的江西红星垦殖场采访，有闻必录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铁骨雄风斗恶浪
1964年3月，王震任农垦部部长时，农垦部召开全国国营农场会议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要成就和经验，制定十年发展规划，提出要把北大荒建成“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大样板”！王震在会上强调：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、周总理指示下召开的，要建成“几个真正有把握的商品粮基地”，成为“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大样板”，需要我们继续发扬南泥湾艰苦奋斗精神、创造精神，尤其要把高度、持久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，夺取新的胜利！整个会议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气氛，与会代表都为农垦事业的新转机和兴旺发达而欢欣鼓舞。
1964年9月，中共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《关于党组扩大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讨论意见的报告》，并对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作了五条重要批示，强调：必须实行一业为主，农牧结合，多种经营。中央的这一重要批示，无疑是对王震和广大农垦战士的肯定！
正当他准备起程去北大荒好好落实中央批示的时候，1964年9月21日，王震突然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，说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，批准他“离职休养”两年。
王震突然一下懵了：我从来没有请求过离职病休呀？自己每次动大手术需要休养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关照呀？他纳闷，他生气！但也无奈。
王震尚在外地“离职休养”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。他想回家多待两天，看看北京的形势，但不准许，被迫再次离开北京“继续休养”，以便于农垦部里“背靠背”揭发批判。从1966年6月20日到8月1日，40天内，农垦部开了18次党组扩大会，集中揭发王震的“反党罪行”；同时发动群众揭批，整理成王震“四反”材料上报中央。这些做法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的国务院各部委当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7月底，王震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。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，王震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。当他从天安门回家时，已有200多名造反派包围在他家门口，趁王震刚进门毫无准备，突然把写着“黑帮头子王震”的大牌子一下挂在王震脖子上，狂呼“打倒王震，砸烂王震独立王国”等口号。王震心中聚积已久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，怒吼道：“我是革命的！我不是黑帮！”在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时，“噌”地一下把大牌子取下来摔在地上，愤怒地骂：“老子是毛主席老兵，只挂奖牌，从来不挂这东西！”造反派强摁王震低头，王震挣扎着昂起头，破口大骂：“老子的头，从来没低过！”造反派们也被激怒了，猛挥拳头高喊“打倒三反分子王震”，而且强迫王震跟着喊，王震怒道：“老子跟着毛主席闹革命，早就‘三反了：反对帝国主义！反对封建主义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！”王震高呼着奋力抗争。
造反派们批斗半天，没想到快60岁的干瘦老头竟这么顽固强硬，只得呼喊着“造反有理”、“革命无罪”的口号撤了。
家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揪斗吓坏了，特别担心王震的身体和安全，要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，王震不让打扰总理。他被折磨得筋疲力尽，忍着疼痛，喘着粗气，怒火还在燃烧。他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怎么能这样搞？口口声声要造反，我王震有什么反可造的？农垦部要是我王震的“独立王国”，我还会在两年前就被停职离开吗？他们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许许多多的问题想不通，于是去了徐海东大将的家，一见面就气呼呼地说：“徐大哥，我想不通，我们怎么是反革命？！老子把那个牌子砸了！”
徐海东拍手称快：“砸得好！你王老弟要是反革命，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！”
周总理很快知道了王震的境况，当天下午就委派李先念副总理到农垦部打招呼说，中央是了解王震同志的，大家要相信中央，不要批斗王震。但是，有些人根本不听招呼，农垦部“文革小组”第二天又组织人来王震家“声讨”，勒令他交待“罪行”，王震仍然大义凛然地宣布：“我是革命的！是忠于毛主席、忠于党的！我决不能作为黑帮头子、三反分子来检查！”
8月24日凌晨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农垦部造反派代表，明确指出：“王震功大干过。王震从江西红军开始，到长征过草地，都是拥护毛主席的；从铁道兵到农垦部，也一直是跟着毛主席走的。”“王震同志够不上黑帮，请你们回去向群众多做解释工作。”有人硬说王震问题严重，总理几次把他们顶回去，最后郑重宣布：“我讲的这些话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，是毛主席决定的。”
农垦部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总理讲话的，但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频频策划批斗会。李先念同志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做说服工作，不要开王震批斗会。他们根本不听，总理只好让王震去三。一医院住院看病，一些造反派又跟踪不放。
大批判的声浪越来越高，诬蔑陷害的污水恣意乱泼，王震既气愤又伤心。农垦部从创办到现在，大家一起工作了整整十年，自以为是生死之交的同志，平常说话不大注意，态度不大好，多有得罪的地方，但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竟然会这么落井下石、颠倒黑白、诬蔑攻击呀！王震实在忍无可忍，也用“大字报”进行回击。10月7日，王震在农垦部大院贴出了《我的第一张大字报》，反响强烈；接着又连续写了五张大字报，斥责某些人歪曲事实、诬陷好人。他自己写自己贴，很快传抄于社会上。
1967年上海“一月风暴”迅速发展成全国“夺权”狂潮，各派为了多捞夺权资本，就疯狂批斗老干部。戚本禹到农垦部鼓动说：“王震过去有功，晚节不忠，一笔勾销！”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北农大师生时，又极力煽动：“王震是很有名的将军，有战功。但是，17年来，他在农垦战线上不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，他是搞‘包产到户最积极的，不信你们去农垦部好好查一下。”并且杀气腾腾地威胁说，“如果他能回头保持晚节，我们可以几开嘛。如果执迷不悟，一直要坚持反动路线，那你过去就是有天大的功劳也要一笔抹杀！”第二天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革命造反派代表，也点名攻击说“王震不好”。之后，造反派对王震的批斗就更凶猛了。
王震最痛恨的是造反派给他挂黑牌子、戴纸糊的高帽子、押在卡车上游斗。凭着少年时跟姑父练过岳飞大正拳，每次他都拼力取下黑牌用脚跺、扯下高帽撕得粉碎，在游斗卡车上扯着嗓子叫骂、对着干，从不示弱。有一次，造反派把他夫人王季青押出来陪斗，将军更是急红了眼，厉声怒吼：“放开她，我的事跟她无关，不能斗她，放开！”他见造反派不放，还要她低头下跪，便怒发冲冠，死命一挣，取下三合板黑牌子拿在手里猛挥，拼命护着夫人：“谁敢上来，老子跟他拼命了！”造反派吓得赶忙躲闪，将军怒目骂着，护着夫人回到家里！
中央文革小组拿这些做“文章”，在毛主席面前状告王震对“革命小将”的“态度非常恶劣”，“十分猖狂地对抗群众运动”。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谁叫你们惹他！王胡子当年打仗就是这个样子，赤膊上阵！王胡子惹不得！有毛病批评一下是可以的，但不要斗他嘛。惹急了，他真会跟你们拼命的。”毛主席要他们跟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招呼：“王胡子打仗是英雄，生产是模范，不可能反对我，这个人要保。王胡子是打不倒的！”可那帮家伙对毛主席阳奉阴违，既不传达也不打招呼。
1967年五一劳动节，王震和许多老同志上天安门城楼观礼，毛主席见到大家高兴地握手问候，见到王震便打招呼：“王胡子！我好久没有见到你了！”王震立即上前和主席紧紧握手，主席看着王震说：胡子，有人要打倒你，我说王胡子是打不倒的，打不倒的嘛！我们绝大多数老干部是好的，不能都打倒嘛！毛主席还劝他，对那些要打倒你的人，不能硬“顶牛”，要采取宽大态度，实行宽大政策嘛！王震明白主席的意思，立即表示，“我听主席的教导！”毛主席的“最高指示”第二天就登在红卫兵小报上，很快传开，造反派再也不敢对王震放肆了。
矛盾由来与激化
王震将军的英名，很早就随着《南泥湾》的歌声和《保卫延安》的小说家喻户晓，他南征北战被誉为“威震华夏”，叶帅称他是“开国元勋，革命奇人”。这样一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军为什么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就被斗得这么惨？追根究底，这跟他要干大农业有密切关系。
所谓“大农业”就是“社会主义现代大农业”。这是王震一生的梦想，而提出这个梦想的人就是毛泽东主席。
毛主席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描绘了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——要彻底改革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传统小农业。王震受命率部进军新疆，就是要他们利用新疆的独特优势，创建社会主义国有现代大农业和大工业，取得现代化建设经验。王震肩负着这个伟大使命，苦战三年，成绩卓著，虽然是带着伤痛的心、破碎的梦，只身离开新疆，但对“大农业”心没死，当铁道兵司令抢建鹰厦铁路时，还在北大荒创办了铁道兵农场。毛主席也没有改变建设国有现代大型农业企业的初衷，1956年5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决定组建农垦部，任命王震为部长。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，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发展新中国农垦事业，创建国营农业大企业，是强国富民、屹立世界的重要战略国策。中共八大上，王震作了《国营农场的目前情况和发展远景》的报告，描绘了他的“大农业”格局：一是以粮食为主，农、林、牧、渔、副多种经营；二是以农业为主，工业、商贸和交通运输等多业发展；三是科教兴农，科学种田，坚持生产、科技、教育一体化，走科技创新之路；四是将农场居民点城镇化，建立新型的农村城市化卫星城。这犹如在小农经济的大海里追梦，注定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。
1958年，王震率10万复员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，发动了农垦史上的“淮海战役”，而内地广大农村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，成为毛主席、党中央改造中国落后农业、向小农经济全面开战的“渡江战役”。
王震与转业官兵拿出当年在南泥湾和新疆的劲头“向地球开战”！却没有想到1958年与1949年大不相同了。建设现代化大农业，首先要拥有大批科技人才。想当年进军新疆时，大批知识分子踊跃报名，“文化大进军”浩浩荡荡；而现在没可能了，他将中央机关下放“监督劳动改造”的1000多名错划“右派”要来，当成宝贝，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农场，尽可能给予照顾，帮他们早日“摘帽”。好些人担心、劝告，王震却坚持说：“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发挥他们专长为农垦事业服务有什么错？脑力劳动也是劳动，同样锻炼人改造人，怕什么？”社会上掀起“批白专、拔白旗”的狂风，有人要他跟风，王震坚决不让：“我没见过‘白专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，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响应党和祖国召唤，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来的，在垦区辛辛苦苦工作，这就是又红又专、走红专道路，谁也不准动！”有人说他尽听知识分子的话，王震很坦然：“他们有知识、有学问，说得对，合乎科学，就应该听他们的，支持他们工作！”有人向毛主席反映：“王震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围了”，毛主席笑道：“知识分子不怕王胡子，那很好啊！”王震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行为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却成了一大罪名，他被批判为“牛鬼蛇神的最大保护伞”、“黑帮头子”！
农垦部是国务院最小的一个部，上有中央农林口、下有省地县，左右还有农林工商等兄弟大部，条条块块的分割和“政出多门”的管辖，使各农场不堪重负。按照当时的体制规则，农场只能垦荒搞农业，农业中“以粮为纲”只能种粮食，而且只能是为别的工业商业部门提供廉价原料，而农场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，又必须从国家物资部门高价购买，这就严重地制约着农场生存和农业生产发展。王震认为这种体制不合理、不公平、不科学，应打破这种单一的经济束缚。他勇于开拓创新，不仅发展农业生产，而且工商运输建筑综合经营、多业发展，形成别具一格的我国农垦企业发展新特点。这自然触及多方权益，矛盾不断，被视为“有野心”，搞“独立王国”，王震也就被最早押上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批斗场。
浩然正气斥妄言
王震一直很不理解：“文化大革命”怎么能这么搞？林彪、江青等一伙掌控了红卫兵、造反派，掌控了整个舆论，“两报一刊”左右了整个运动，各派各种大小报纸传单满天飞、大小喇叭成天叫喊，用“舆论战”愚弄全国老百姓，趁机把毛主席身边的老战友全部打倒。
王震从来是直言快语，敢讲实话。早年在湘赣苏区，王震为保护同志伸张正义，曾遭到肃反极左路线迫害，他凭着一腔忠心赤胆敢捅天，一身浩然正气不怕死，跟时任中共省委书记陈洪时（先“左”后叛变）拍桌子骂娘。延安时期，康生搞“抢救运动”，连他三五九旅剧团的小娃娃都被打成“国特”、“日特”和“托派”，王震告到毛主席那里，指名斥责康生“如此轻率”。在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，王震就向毛主席反映了基层许多问题，毛主席不是全然不知，他并不完全相信报上那些浮夸，但总觉得群众革命热情最可贵，有些过头是难免的，要爱护群众积极性，劲只能鼓不能泄。后来极左严重泛滥，产生了极大破坏，毛主席才引起重视，多次明确反对浮夸风、“共产风”和瞎指挥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，压缩高指标，调整公社核算单位，纠正极左错误。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，毛主席决定召开庐山会议总结教训，纠正极左错误。不曾想庐山会议的逆转，使全国陷入更严重的极左灾难。
坏就坏在有些人心术不正，不是息事宁人，而是趁机火上浇油，推波助澜，把工作矛盾和认识分歧上纲上线，诬蔑彭老总是“伪君子”、“阴谋家”、“野心家”，要追究毛主席责任，要“改换主席”，要反党反毛主席。王老说，他忍不住在小组会上顶了一句：“彭老总是民族英雄，不会反党反毛主席。”有人就告到毛主席那里，说王震是彭德怀的人，他们是一伙的。主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王胡子跟彭老总不一样，说他们是一伙的，我不信。他们两个是拴在一个槽里的两头湖南骡子。”后来结果严重，毛主席颇有悔意，想给彭老总恢复工作，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，便去找王震。王震很高兴，建议：“让彭老总到农垦部来当部长，我当副部长。”主席感慨道：“只有你们两个搞得来，不会计较这些。”
现在，这些人又故技重演，王震更豁出去了……
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后，林彪、江青一伙趁机“揪军内一小撮”，打倒老帅们。有一次，红卫兵来调查贺龙的“罪行”，说贺龙是“土匪”，要多谈问题。王震一听就火了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怒斥道：“蒋介石骂他是土匪，你们也骂他是土匪，怎么你们和蒋介石站一个立场？”来人急忙解释说，这是林副主席讲的。王震更火了，大骂起来：“混账话！我们都是跟贺老总一起革命的，贺龙是土匪，你姓林的不成小土匪啦！你做官，要升官，不要踩着别人的肩膀爬，不要牺牲革命同志的鲜血嘛！”
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，王震的大儿子王兵借故说周总理来电话找他，让他亲自去接电话。当时家里只剩门口一部电话，走到门口，王兵提醒他不要冲动，王震才冷静下来。回到客厅王震好言好语地劝说：“你们都是革命小将，你们不妨实事求是地想一想，我们老一辈革命家过去都是跟着毛主席打游击、打土豪的，难道不正是靠我们这些老帅和老将们赤胆忠心、流血牺牲吗？如果都是土匪，毛主席怎么领导革命取得胜利？怎么推翻‘三座大山？我是希望你们多读毛主席的书，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，不要上当受骗。”
事后，全家人都劝他不要那么冲动，不要公开骂林彪。要是惹出事端，牵连家人事小，还会牵连大批老战友呀。王震一听，觉得有道理，叹道：“我这个脾气，容不得冤枉好人。我最大的顾虑，是有一个老婆、三个儿子、十几万老部下。要没有这些我就没顾虑了，什么都不怕了，豁出去跟他们拼了。我不想牵扯别人，为了这个我可以少讲。”
中央某专案组来人调查朱老总，王震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井冈山朱毛会师，来人不耐烦地说，“江青同志说过去讲‘朱毛是假的，林副统帅讲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……”王震一听又骂开了：“放屁！我们叫了一辈子总司令，难道是假的？毛选里白纸黑字那么多地方写着朱总司令和‘朱毛两个字，难道是假的？”那人竟然信口胡说：“朱德是个大军阀，你要老老实实揭发交待……”
王震一听怒火冲天，腾地一下站起来，操起身边的拐杖，指着那人怒骂：“你这败类，竟敢胡说八道，侮辱我们总司令！”举起拐棍真恨不得狠狠抽他，“给我滚！”吓得那人赶快溜了。
家里人又赶忙劝阻他，才没有惹下乱子。那天晚上，王震失眠了。他真怕自己的情绪一时控制不住，真惹下大祸连累无辜，不能不考虑后果。半夜四点钟王震把大儿子王兵叫来，问他一句话：“我要是被打倒了，你是什么态度？你和我划清界限吗？”
过去，父亲对儿子特别严厉，从不和他聊天，如今深更半夜地问出这样的话。看着父亲严肃庄重的样子，王兵明确坚定地回答：“父子界限谁能划得清？干脆不划，您打倒了我和您黑到一起去！”王震高兴地说：“儿子，这个态度就对了，要黑就黑到一起去，咱们都不要划清界限，哪个打倒了都黑到一起去。”父子俩聊到天亮。
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。周总理很担心王震的安全，1967年9月18日，周总理安排王震住进中南海，和廖承志、余秋里、谷牧、陈正人等同志住在一起。他们常常谈起被批斗的经历和挨“喷气式”的次数，激愤时忍不住大骂两句，又相互安慰鼓励。周总理知道他们的脾气，嘱咐他们要好好休息、注意身体，不要过分激动；同时也要当心海里（指中南海）的造反派，不要授人以柄。为了不给周总理添麻烦，大家住在海里不得不格外克制和小心。
1968年10月中旬，王震参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，和徐向前元帅一个小组。林彪、江青一伙操纵会议批判所谓“二月逆流”，向老帅们开火。王震指着那帮人斥责：“你们在中央全会上搞武斗，我抗议！”有位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跟着批老帅，调子还很高。王震生气地制止说：“你别说了！你再说我就把你的事全给抖搂出来！”他曾在多个场合劝说老同志，“我们同志之间的争论都是工作问题，无须在会上相互‘揭发，更不要相互攻击，免得让他们捕风捉影，指鹿为马，无限上纲，进行迫害。”
那时全国大乱，连中南海里都不安全，王震深切感到，再也听不到毛主席的真实声音，再也无法向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，而且，毛主席说要保谁，林彪和江青他们就会暗地里整死谁。王震无比焦虑愤慨，又无能为力，心里总像闷火煎熬，实在憋得难受就在屋里独自发脾气、大骂几声出口气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远离北京这个旋涡中心！于是，他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信，“恳求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，到农村安家、去农场落户，尽量干点实事……”
1969年10月，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，王震下放到江西红星垦殖场。
天安门主席授命
1969年党的九大上，王震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。不久，便随农垦部到了江西永修“五七”干校。正当盛夏，王震接到周总理电话。原来是，中侨委“五七”干校驻在血吸虫病比较猖獗的地方，总理知道后很不安，专门打电话叮嘱王震：“胡子，这件事派你去解决，想办法换个安全地方。”
王震立即赶往进贤县，和县委有关负责人一起赶到中侨委干校，立即向干校军代表和有关领导传达总理指示，研究搬迁事宜。没想到军代表不同意：“下放锻炼嘛，就应该在这个艰苦的地方锻炼。”王震一听就火了：“侨委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，许多同志还是归国华侨，在国外有亲友，有影响。换个地方照样锻炼嘛，为什么事非要找这个鬼地方？成心害人呐？搬迁是总理的指示，必须坚决执行！”军代表这才答应搬迁。
王震忙了一天，晚上住在半岛上的三里公社，与当地干部和劳模聊到大半夜。第二天上午，县里同志看见王震很疲劳，便动员他去邻近的东乡县红星垦殖场看看，散散心。王震很高兴：“好啊，这个农场我以前去过，有点规模。”
没想到，眼前的红星垦殖场竟是一片破败景象。原来是江西省革委会一伙“造反派”，诬蔑垦殖场是“啃吃场”，是“牛鬼蛇神的防空洞”“修正主义、资本主义的黑窝子”，要统统“砸烂”，分给当地县社，周围不明真相的社队和群众要求“兑现”，纷纷到农场要分土地、抢农具、拉耕牛、拆机器、扒房子……大家眼看多年心血被毁却不知怎么办，如今突然见到老部长来了，都忍不住诉说、痛哭。
王震自然非常痛心和气愤，脸色铁青，浑身发抖，抓起桌上的茶杯朝窗外猛地砸去，许久不说话，大口大口抽烟，心里稍为平静一点儿才说：“垦殖场办得不好，亏了本，这不应该。责任不在垦殖场本身，也不在职工头上，关键在领导，我这个部长应该首先负责，找我算账就是嘛，为什么拿农场出气？国家农业企业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，都是社会主义企业。对它的缺点、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，既不能放任不管，也不能惊慌失措；既不能看得通体光明，也不能说得漆黑一团嘛。对存在的问题，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，不能百般责怪，任意否定和抹杀一切。”他激动地挥着拳头，“谁要那样做，谁就难逃历史的惩罚！”在屋里踱了几步，突然对农场负责人说：“走，跟我一起到县里去解决！”
烈日当空，热浪袭人，王震顾不上休息和吃饭，驱车赶到东乡县革委会，军代表看他不过是个“下放干部”，爱理不理，只管往上推。无奈，王震他们连夜又赶往抚州地委。地委领导客气地推说这是省“红色政权”的决定，得找省革委程主任……王震实在忍不住发火了：“我不管是谁的决定，你给我出面制止这个错误行为！把我的意见告诉省委，不准砍掉垦殖场！就说是我王震说的，有什么事直接找我！”最后还特意加重语气说：“告诉他们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，我王胡子是打不倒的！”
1969年国庆20周年盛大游行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，王震远远看着毛主席，总想上前去说几句心里话，可是一看到林彪站在身边，便不愿挤上去。毛主席过来看望大家，见到王震高兴地打招呼：“王胡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将军以素有的军人姿态敬礼：“报告主席，我到江西干校插队落户，接受再教育去了。”
毛主席一笑：“你下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搞点调查研究、科学试验也好嘛。”
周总理在一旁体贴地说：“胡子，你要注意身体，量力而行，作点调查，听候调遣。”
王震激动地紧握主席和总理的手，特别是听见总理加重语气说“听候调遣”四个字，心领神会，便连连点头称是。
当时因战备紧张，中央把一大批老干部疏散下放外地，王震也在其中。10月17日听完传达，王震马上向周总理提出两个请求：第一，下去走走，想去江西红星垦殖场蹲点；第二，想带王若飞烈士的遗孤王兴一起去。当时，王兴母亲李培芝正遭迫害已无自由，把王兴交给王震带在身边最为安全。总理当即同意，而且赋予他下放期间可以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四省考察农业的权力。这在全国成千上万的所有下放干部中，是最为特殊的。他是下放，又是蹲点，还可以四省走走；无职无权却有话语权，本来就敢想敢说的他充分发挥这一优势，在红星垦殖场的三年做了许多令人惊叹和感动的事情。
我奉最高指示来
1969年10月金秋，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卷着红色尘土，停在红星垦殖场场部。
王震头剃得亮亮的，胡子刮得光光的，身穿发了白的灰色卡其中山装，脚履半旧布鞋，容光焕发，精神抖擞。迎候的职工们一下子簇拥上来，激动地问候：“王部长，辛苦了！”“首长，您好！”
王震亲切地和大家握手，挥手致意：“同志们好！我不是部长了，更不是什么中央首长。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到你们这里来蹲点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向你们学习，向你们致敬！”王震举手行礼，“从今往后，我们在一起生活劳动，不要叫我部长，就叫我老王，叫我王胡子好了。”说着，摸摸光光的下巴，几句话说得大家都乐了。
王震和农场领导干部们亲切见面，开宗明义地讲：“我这次是奉最高指示来的，毛主席要我到下面来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搞点调查研究，搞点科学试验。总理亲自批准我来红星蹲点。我别的权没有，发言权还是有的！”
农场领导们高兴地说：“我们都听您的！大家早就盼您来。您上次来了一下，他们就不敢‘砍农场了。现在有您在这里蹲点，我们更有主心骨了，更有希望了。”
“工作还是靠大家做。”王震巡视满屋的人，突然问：“你们的老场长、老红军唐继章怎么没来？上哪里去了？”
大伙都感到非常吃惊，这么多年了，老部长还记得一个小场长，便说：“他是走资派，还没有解放。”
王震紧锁双眉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他是什么走资派？13岁就参加了红军，红星垦殖场最早的创办人之一，1958年他和三个老红军联名向全国农垦战线的老红军提出（《保持革命晚节、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倡议书》，还是我亲自修改，登在《农垦通讯》上的。我了解他，是个好同志，把他解放了。去，把他叫来。还有哪些没有解放？我这个部长都不是走资派，你们一个农场基层干部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？要抓紧做工作，都解放了！”
在王震的建议和督促下，农场很快解放了唐继章、徐文甫等干部。
王震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到各个农业连队（分场）了解情况，接着又到各个畜牧连队（分场）了解情况，然后亲自主持召开全场科技人员座谈会。大家来时兴致勃勃，一进会议室就低头沉默。王震正纳闷，才发现自己头上面还挂着“打倒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大横幅，四周墙上还贴着“‘打倒×××、‘砸烂×××”“抗拒从严、坦白从宽”等标语。王震心头的火腾地蹿了上来，命令道：“给我取下来！把墙上的标语统统撕掉！”大家愣住了，心被震动了……
王震对大家讲：“这么大个农场，就这么点儿技术人员，缺的就是文化、知识和技术；中国这么落后，知识分子不是多了，而是少了；权威不是多了，而是少了，哪里来的‘反动权威呀！”王震愤愤不平地大声说，“不知是哪一个，说知识越多越反动。我说，这是屁话！”他把烟蒂一摁，“没有知识，没有科学技术，建设什么社会主义？”大家凝神恭听，王震滔滔不绝，“我们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，消灭三大差别为目标，工农商学兵，所有的人都要知识化，不是要向愚昧无知倒退，而是要进化为知识分子。这是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。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！”
王震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振聋发聩，激发起大家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。那些被隔离、审查和监督劳动的知识分子很快得到解放，总场农科所也得以恢复重建，大家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来重振红星垦殖场。
在三连猪场，王震看见一个又瘦又高、两腮胡子的老头在打扫猪圈、挑猪尿粪，随意问：“母猪一天得吃多少饲料？一头母猪一年生多少窝？一头小猪能多重？”那老头一边埋头干活一边回答：“每天青料十来斤，精料两三斤。一头母猪搞得最好是生1.6到1.8窝，断奶体重最好的20斤，现在达不到。”
王震一听“断奶体重”这个专业术语，说话还带小数点，不由得打量起这个老头，又问了一些饲料营养问题。王震内行，满意地笑了。那老头不知笑是何意，看了连长一眼，赶忙挑起猪粪走了。
王震问连长：“这个老头是什么人？说得很专业嘛。”
连长笑道：“他不老，才40岁，叫李汝庆，江西农学院毕业的畜牧技术员。”
王震一愣，问：“上次开会，我怎么没见过他？”
连长说：“他是反革命分子，又是反动学术权威，不准他养猪，在这里打杂、挑粪。”
王震眉头紧锁，满不高兴地说：
“什么反动学术权威？有点才，可以用他的技术嘛。”
回到场部，王震找来有关负责人，详细了解李汝庆的问题。李汝庆原籍广东，生长在武汉，1946年考入著名的教会学校武昌文华中学读高中；1949年初随家人到香港，8月又独自跑到上海参加革命，在华东军政大学毕业，分配在部队文工团、俱乐部工作。因为有次唱《东方红》跑了调，被遣散回武汉；1956年考入江西农学院畜牧兽医系，毕业后分配来农场当畜牧兽医，刻苦钻研，有点名气，只是“海外关系”太复杂，运动一来就被打倒……
王震气愤地说：“能回来，就是爱国嘛！唱错一句歌，算什么反革命？还有谁没有解放？”
负责人说：“还有一个1964年毕业的小吴，爱人在武汉华中农学院工作。她在寺前分场当兽医，技术不错。因为捕风捉影的一点儿事，被打成‘现行反革命分子，怀着孕还被毒打……”
王震再也按捺不住，霍地站起来骂：“法西斯！惨无人道！我们对国民党战犯也没有这样嘛，为什么有点真才实学、能干的人，都被打成‘反革命、‘反动学术权威，连养猪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？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，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，人才难得，怎么能任意摧残呢？你们要抓紧研究，尽快地解放他们，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。”王震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对知识分子要信任。要用人，首先要尊重人，要以理服人，不要以权压人。不靠真理，只靠给人念‘紧箍咒，是不可能服人的，我们的事业是搞不好的。”
当天晚上，连部通知李汝庆：“王部长叫你马上去一趟。”“哪个王部长？”
“就是鼎鼎大名的老部长王震将军！”
李汝庆和爱人玉珍吓得心怦怦直跳，双腿发软，住在这早被废弃的又潮又漏的兔子房里，与世隔绝了。部长点名叫自己，少不了挨斗，心里有准备，听天由命吧！走进办公楼房间，看见四壁墙上挂着各种图表，就像军队作战指挥室；门窗和房梁上挂着一串串各种优良品种，又似农业展览馆；桌上、床上堆满了书，又像是个图书资料室。他以为走错了，正要退出来，突然看见坐在椅子上看书的老人扭头冲他笑，招呼他进来。他怯生生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白天在猪场看见的老头，便惊呆了……
王震笑道：“我们上午见过面，是老朋友了，请坐！”可李汝庆始终笔直地低头站着不动，问他家庭、爱人、孩子等情况，也是机械地答一两旬。王震主动拉住他的手说：“李汝庆同志，受苦了。农场准备解放你。”王震的话像一股巨大暖流，冲开了他麻木僵死的心，张着嘴说不出话，热泪流淌。王震送他到大门口，亲切地嘱咐道：“你解放了，总场会正式通知你的，回去好好工作。”
李汝庆毕恭毕敬地向王震深深鞠躬，跑出场部，蹲在路边，突然号啕大哭起来，过了一阵又突然奔跑起来，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喊：
“玉珍，王部长解放我了！王部长解放我了！……”
李汝庆被解放了，小吴被解放了。王震还亲自写信联系，把小吴调到她爱人身边，一家人团圆。
针锋相对开新局
当时的红星垦殖场和全国各地一样混乱，必须先好好整顿。根据王震建议，总场通知召开生产汇报大会，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。造反派们放出风说：“王震一来只抓生产，不抓革命，有路线问题。”县革委领导电话指示，要会议多听取造反派意见，着重研究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。场领导请示老部长怎么办？王震平静地说：“会议还是汇报和研究生产问题。造反派们不是有意见吗，那就把各造反派头头们全都叫来参加。”
这次会是王震来红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，先是各连队（分场）汇报生产工作情况，有人就起哄：“不能光讲生产，拿生产压革命！现在走资派、反革命都解放了，没有革命可抓了，还怎么促生产？”会场一阵哗然又很快静下来，都看着老部长。
王震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有人说我只抓生产，不抓革命，我就让场领导把各派组织头头都请来，有意见当面提。头一回见面，请站起来自报家门，我好认识认识。”
王震那双锐利的眼睛扫视全场，令造反派头头们不寒而栗，哪还站得起来。有的刚想站起来，腿一软又坐下了。
大家屏息凝神地看着老部长，王震开始讲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‘要抓革命促生产，我来了以后，到各处转了转，看到一些事情很难受呀！好好一个农场，现在闹成什么样子，成天批这个斗那个，打派仗，就是不好好生产、不好好做工，生产下降这么厉害，难道革命是你们这样抓的吗？简直是胡闹嘛！这是害人害己害国家！农场是国家的农业企业，也是你们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把农场搞毁了，把生产搞垮了，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不干活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？吃红土？一家老小靠什么养活？年年缺衣少穿，月月不够吃、天天饿肚子，这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吗？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？现在有些人打着毛主席的革命旗号到处胡作非为，专门整人，挑动派性，制造混乱，闹得到处停工停产停课，连跟着毛主席革命一辈子的老帅、老将军、老干部都要统统打倒，存心要搞乱国家搞垮党。县里领导要我们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，我看这就是新动向！很严重呀同志们！我劝你们大家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，好好学习党的历史，明辨是非，千万不要上当受骗，跟着别人瞎胡闹！”
大家如梦初醒，聆听老部长继续讲：“过去农场没办好，工作没做好，领导有责任，我这个部长没当好，要负首要责任。但不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！干部有缺点错误，可以揭发、批评，但不能诬赖好人、乱批乱斗乱打一气嘛。如果你们自己、你们的亲人被冤枉，被批斗；好不容易读点书，也被打成‘反动权威‘反革命，你们难道不心痛，也跟着往死里整吗？大家要设身处地好好想想嘛！”王震讲得很动情，大家很感动，有的低头愧疚，有的眼泪汪汪。
王震严肃地讲，“我是奉毛主席最高指示来红星蹲点，搞调查研究的。从今以后不准再乱！大家都要安下心来干好本职工作，农民种地，工人做工，教师教书，学生上课，一律不准胡来。不管什么派不派，我们这里只有抓革命促生产派！过去的派性、旧账统统一笔勾销，大家团结一心把生产搞上去，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派！从今天开始要规定严格的纪律，所有党团员干部、各派头头都必须带头干活。既然要当头头，就必须带头干，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才行嘛，谁敢胡来，哪个游手好闲，我就对他不客气！”全场热烈鼓掌，经久不息。
王震的讲话立竿见影，造反派从此销声匿迹，红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，但来自上面的斗争和压力仍然很大。1970年春，江西省革委会搞了个“万安垦殖工作会议”，以“假全民，真复辟；假垦殖，真破坏；假前进，真倒退”的罪名，要把江西所有国营农场“五马分尸”，改为农村社队。他们请王震同志去参加，王震严词拒绝：“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。我不同意。不去！”
为了堵死这股砍杀歪风，挽救和稳住大批农垦场，保护广大职工生存的切身利益，王震选择农场较多、办得较好的上饶地区，开了一个“农垦工作座谈会”。王震亲自主持，针锋相对地批驳“三假三真”，充分肯定17年来军垦和农垦战线的成绩。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们国家的农垦军垦国营农场，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起来的，方针路线是正确的，成绩也是主要的。在国家困难时期，在国家经济建设中，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。你们江西的农垦场，是1957年5万多下放干部响应中央号召办起来的。总理曾称赞说，这是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政策。这有什么错？凭什么要砍？”王震引用了党中央、毛主席系列指示，列举了大量事实，说，“国营农场是农业的重工业，是国家商品粮和农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，社会主义现代大农业始终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。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，这是前进中的问题，是可以克服和改进的。应该允许在前进中探索，热情地支持它、扶植它、办好它。任何时候，否定一切、打倒一切都是错误的，不符合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”
王震的话像一团火，使大家心明眼亮、腰硬胆壮了，踊跃批判“三假三真”和大砍农场的错误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，充分讨论了如何办好农业企业发展生产，写出了会议纪要，以上饶地委名义下发执行。这无疑是给极左错误路线倒行逆施的有力回击，极大地鼓舞了农垦战线广大职工，大家都非常敬佩王震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。
为此，江西省革委会的头头们极为恼火，非常不满。他们知道王胡子不好惹，就百般刁难，该参加的会议不通知，该发的文件不给看，急需的科研经费不给批，甚至连王震出外乘坐的小汽车也收走了。他们还到处放风说，“王胡子无职无权，不要听他的。”
王震很生气，对大家说：“没什么了不起！他们是做给我看的，不要理他们那一套。”
周总理知道这些情况后，亲自批准把王震在北京用的小汽车运到红星；中科院郭沫若院长送来了一大批科研仪器和设备；老朋友、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也托人买来急需仪器，还派他的学生来农场推广“优选法”。这些对王震和农场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。
省里搞“拖拉机大会战”，县“红色政权”给红星农机修理厂下达年产500台拖拉机的硬任务，并派工作组督促生产。厂里只好到外地购买零部件，又拆旧机器，强拼硬凑，好不容易才装配一台，想开到场部请老部长剪彩，然后开到县里去“报喜”。不料，刚开到场部就熄火趴下了。王震这才知道，一看就火了：“这是什么拖拉机？是‘鬼拉机、‘三漏机（漏气、漏油、漏水）！这是谁叫搞的？你们要能造拖拉机，国家还建拖拉机厂干什么？这分明是劳民伤财的瞎指挥，欺骗国家，浪费国家财产！”
他当即下令停止生产，指出，“你们应该量力而行，因地制宜，解决生产急需的实际问题。现在我们改造红壤地，要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，发展养猪，搞糖化饲料，都缺少饲料切割机和粉碎机，为什么不试制生产呢？”
厂长和职工们都非常赞同，表示不搞这“鬼拉机”了。工作组长急了，训斥厂长：“你们胆敢违抗省革委程主任的命令！你们这里是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‘土围子，我要向程主任告你们！”
王震用拐棍扒扒那人，严肃地说，“你冲着我来，这是我的命令，与他们无关。上面追究责任的话，我替他们挨整！你回去告诉你们程主任，就说是我王胡子说的，我们这个‘土围子不具备生产拖拉机的条件，不搞这种‘鬼拉机！叫他不要瞎指挥！”吓得工作组第二天就灰溜溜撤走了。
1970年4月下旬，低温多雨，不能插秧，省革委却强令全省必须在“五一”节以前全部插完水稻好“报喜庆功”。王震说：“这是害人！违背自然规律，不管他那一套。”省里头头听说红星垦殖场没有动，打电话给县革委会说：“搞科学种田，也不能拖政治后腿嘛！”要县里从各公社抽调上千社员，强行“帮助”农场插秧。
当时，王震正在冰冷的水田里整田，突然看见密密麻麻的社员一下子涌进秧田水田，奇怪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农场领导赶来报告，王震剑眉倒竖，大发雷霆：“拖政治后腿？放他妈的屁！这明明是破坏生产！我反对他们那套做法，想整我！”他要场领导马上告诉县里，立即撤走社员，又让大家快去劝社员都回去，特别嘱咐说，“对社员群众态度要好，先请他们上来休息，杀两头猪，打点豆腐，请他们吃了饭再走。”
王震赤脚到社员中请他们上来休息，社员们还当是“外乡老表”来帮忙的，一听农场职工说这是赫赫有名的王震部长，又惊又喜，都围上来拉个手问个好。
王震询问他们社队情况，都说，“现在气温太低，插不得秧，这是骗人啊，坑害我们老百姓。可是，上面下了死命令，没法子。”
王震气愤地说：“瞎指挥！既害国家又害集体，也害了你们大家。骗人害人的事不能听，要坚决顶住！”几句话说到大伙心坎上，都围着王震一起亲切交谈，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。
科技创新再追梦
早在1957年秋，毛主席要派王震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。当时中日没建交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很猖獗，他是抗日名将，有同志关切地问：“第一次去日本怕不怕？”毛主席当场替他回答：“他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。”果然，王震“有惊无险”访问成功，而且独具慧眼，买回手扶拖拉机、塑料雨衣、塑料薄膜、耐寒香糯的优质大米品种等，首次在中国推广。最早在南泥湾，他曾首次打破黄土高原无水稻的历史，创造了陕北稻花香的奇迹；在新疆屯垦，他又打破北纬42度以北植棉禁区，从苏联引进优质棉种、联合收割机、采棉机械化技术，改良沙漠土壤，打造中国最大的优质棉“白银王国”。他不是科学家胜似科学家，为中国农业科技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。如今，他遵照毛主席“搞点科学试验”指示，立志改造当地的红壤土地。
东乡县历史上就是一个贫瘠之地，江西素有“临川的才子，金溪的书；宜黄的夏布，乐安的猪；东乡样样无，只有芋头薯”之说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这里一无青山，二无绿水，全是红壤丘陵地，“晴天一块铜，下雨一包脓”。不仅东乡如此，在江西，在江南，乃至在世界陆地上，红壤都占有相当大的面积，如能改造成功，将具有世界意义。于是，王震给农场制定的科研规划是：“改造江南红黄壤丘陵地带，垦殖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利用，向广度和深度进军”，即以改造红壤地为中心，以创造高产为目标，通过良种引进与培育、作物优选与栽培、轮作与套种、精耕与细作、绿肥与厩肥并重，同时大力发展猪、牛饲养业，大力发展食品和饲料加工工业，建立农牧工副综合发展的生态农业体系，用科学技术带动工农业生产发展。这就是王震“老骥夙愿”、年过六旬的新农业梦。
王震犁田、插秧、耪地、喂猪、养鸡、采茶，样样在行，下齐腰深水塘干活不在乎。他成立了一个“科学种田实验小组”，带着司机、炊事员都参加，亲自制订和修改《科学育秧技术要点》，亲自试种改良水稻、小麦、油菜和各种饲料间作、套种，经常下地劳动和示范。头一年，试验田水稻亩产就由原来的200公斤跃升到813公斤。他还不辞辛劳地走遍抚州地区每个市县，帮助“科学种田”，抚州市蔬菜和肉食品市场供应、南丰蜜橘栽培技术的提高、南城洪门水库资源的利用、进贤田间轮作和套种经验的推广、金溪水稻品种的更新等许多成果，都凝结着王震的大量心血。他离开江西之后直到晚年，仍然继续关心和支持改造红壤，红壤改造取得重大进展，得到联合国的重视。
王震常常以自己“一个‘业也没有‘毕过”深感遗憾，利用在红星蹲点、“卸甲赋闲”的机会，每天读书到深夜，不仅阅读近期的《世界科技情报资料》，还系统地研读了许多农牧业专业书籍，如土壤学、栽培学、细胞学、遗传学等。一本日本佐佐木林治郎主编的《饲料生产手册》，还是1961年5月在上海养病时买的，一直带在身边。好几百页的书，圈圈杠杠和批语密密麻麻，他在第488页上批道：“几年来，我总想实现水稻田改善耕土层和利用休闲季节种饲料、食料及经济作物换茬，既轮作增加耕土肥，又有廉价饲料。”
他很想有中国自己的农牧业“手册”，于是从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农科院、湖南和江西的农学院，请来了好多位农业和畜牧业专家教授，又从上海、山东、湖北等地请来50多位农业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，既保护他们免遭原单位造反派批斗，又“传经送宝”，指导和培训技术人员，编写适合中国南方的农牧养殖技术“手册”。有一次在抚州招待所开会，王震亲自主持，因劳累过度突然昏倒，大家吓得不得了，一边搀扶一边叫请医生。王震摇摇手，艰难地说：“不用请医生来，让老李给我看看就行了。”
李汝庆慌了，颤抖地说：“王部长，这可不行！你信任我，我很感激，可我是兽医……”
王震信任地说：“没关系。兽医、人医道理一样，你能看得好。”李汝庆流着泪，第一次在王震身上做起人医来。休息了一会儿，将军觉得好多了，笑道：“我说你行吧！”
大家劝将军好好休息，会以后再开。王震让大家坐好，坚持说：“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。这跟过去打仗一样，负点儿伤不能影响战斗。继续开会！”
专家教授们都深深感动了，一位身经百战、年老多病的将军，身处逆境还如此献身祖国科学事业，不正是自己人生的楷模吗……
爱憎分明赤子心
一进红星垦殖场场部，丁字路口就竖立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巨大画像，王震每走过这里，总要对场领导说：“现在到处都竖主席像，站岗放哨，日晒雨淋，这是忠？这是爱吗？这样很不尊重、很不严肃，有损主席的形象嘛！还不赶快拆了。”这可是“现行反革命”啊，谁敢去拆呢。但王震讲得多了，大家胆子也壮了，才把这画像拆了。
那时，到处都兴“红海洋”。大小路旁，田间地头，隔不了多远就竖着一块水泥板做的语录牌和口号牌，将军多次对场领导讲，“不要搞形式主义的东西！用这么多钢筋水泥做这么多牌子，有什么实用价值？浪费！你们拆了，正好用来铺井台、修涵洞、盖房子。”
王震在红星三年，从来不参加什么“大批判”之类的会。他私下常给一些领导干部、老同志打招呼：“他们（指少奇和小平同志）有什么错？你们不要跟着瞎起哄。”有些庆祝大会、动员大会不得不坐在主席台上，照例要高呼两个“敬祝”。王震从来只呼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一句，每当要呼“林副统帅”那一句时，他要么装着咳嗽，要么用脚碰倒身边手杖再弯腰去拾，打个岔就过了，大家其实心知肚明。有次，农场准备组织专家、师傅去井冈山参观学习，请王震一起去，王震气鼓鼓地说，“有什么好看的？连总司令的扁担都改成了‘林彪的扁担，尽搞些假东西骗人，看了没什么好处。”
新疆建设兵团专案人员来调查一些老同志的问题，王震严肃地说：“我王震的部下要是有问题，我早就枪毙了，轮不到你们翻老账。他们都是清白之人，有功之臣，毛主席还表扬过他们。”他多次收到一些不认识人的来信，自称是他的老兵，求写证明材料。他觉得，这种时候还敢认他找他，一定是挨整严重，只要说的时间和事情大致相符，他都一一亲笔回信证明。
在农场，王震经常念叨毛主席、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他们。有一次，中央警卫局来人说，北京的猪肉有一种红斑点，搞不清什么原因，总理叫我们到这里来找将军搞点儿好肉。王震一听就很着急，马上叫人杀猪检查，挑最好的带回北京，并叮嘱说，“你们回去，请总理放心，主席、总理和总司令要吃肉，我胡子亲自搞，保证绝对安全。”将军自己设计盖了一个新式猪圈，亲自挑选良种猪，自己配饲料，科学饲养，不让别人随便插手。这一片诚心和汗水，倾注了将军无限的爱。
王震把好些受迫害的老朋友孩子保护在农场，慈父般地关心他们的生活、学习和工作，常嘱咐：“你们都很年轻，要坚强起来，勇敢地生活下去，好好工作总有出路！学业不要荒废了，要抓紧时间多学，将来国家会有大用的。你们要为老一辈争口气！”
可是，王震独自一个人住在红星垦殖场，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都不在身边。大儿子王兵原是海军某舰艇艇长，因不满林彪一伙被打成反革命审查，后遣送回家，想留在父母妻儿身边，可王震却让他到湖南君山农场劳动，意在让他多喝些家乡洞庭水，多报答家乡父老。农场领导劝他把孩子弄到红星垦殖场来，反正都是农场劳动，在身边也有个照应。王震摆摆手说：“不！孩子们大了，应该锻炼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，不能老在父母的羽翼下，养成优越感。要把中国建设好，需要勤劳勇敢的一代，既知道柴米油盐来之不易，又能挺住各种困难艰险，具有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。中国不需要那种游手好闲、只会评头论足、不干实事的人，只晓得跟着别人冲呀杀呀，屁事不懂、啥事不会的人！”
忧国忧民鱼水情
自从来到红星垦殖场，来到人民中间，王震就如鱼得水。六旬老人了，除了过年过节或到地委开会，才抽空回抚州看看86岁老母、体弱多病的老伴和小孙子、孙女们，平常总在农场忙着。他喜欢到处跑，腿上旧伤痛起来用手按揉一下，拄着拐杖走得还很快；肠胃疼痛难忍，吞下几粒药片，用手捂着顶着，照样在外面跑。不管走到哪里，认识他的叫他“老部长”、“将军”，不认识的叫他“老表”，也有叫“老头”，他都高兴；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先咧嘴一笑，接着就聊起来。他最喜欢上职工家串门，聊到兴头上鞋一脱，蹬在板凳上继续聊。
那天，来到寺前老陈家，老陈家正在吃南瓜，他也不客气，“老陈，给我来一碗，省得回去吃。”老陈不好意思：“您老肠胃不好，哪能吃这个。”王震说，“大家吃得我也吃得。从井冈山一直吃到南泥湾，现在都解放20多年了，大家还得吃南瓜，我心里有愧呀！”
他拉连长老卢坐下，“党委好好研究一下，怎样改善职工生活。农场坡地荒地不少，给大家多分一些自留地，多养点儿猪，喂些鸡鸭；也可以集体挖塘养鱼，收归食堂，再由食堂分给职工。老卢呀，你的胃病也很严重，需要加强营养，多养几只鸡，多吃点儿鸡蛋，身体就会好些。”
老卢心里涌起感激的热流，又不得不说：“老部长，这可不行呀，上面说这是搞资本主义，要割尾巴、挨批挨斗的。”
王震愤愤地骂：“屁话！什么割尾巴？人总要吃饭要生活，这是人的物质需要嘛。公家没有，私人不准，还不把人逼死呀！当年在延安，生活很困难，毛主席就号召大家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开展大生产运动。我们不仅开荒种地，还搞各种副业，办工厂、跑运输、做生意，多种经营，搞得好的还有分红和奖励哩。主席夸奖我们兵强马壮好打仗，能说这是搞资本主义吗？我们现在也要开展大生产运动，建设社会主义‘南泥湾。谁敢反对，我们就说他才是反对毛主席，反对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，怕什么？”
农场党委带领全场职工很快行动起来，王震自己在屋前也种了一个菜园子，把菜送给食堂大家吃，还经常帮厨做菜，手艺蛮不错。
1970年春，王震带着老卢去资溪县买钾肥。这里是大山区，路经一个林场，许多树木和竹子倒地腐烂，他非常心痛地说：“国家木材那么缺，这里却是这个样子，简直是犯罪呀！找个地方停一停，我要搞点儿调查研究，好向主席和总理汇报。”
高铺公社是个深山小镇，从来没有见过坐小汽车的大人物，王震车子一停，就围上好多大人小孩，窃窃私语：“这哪是什么大人物嘛，明明是我们乡下老表嘛。”
王震叫书记他们都坐下，要问话。书记突然紧张起来，照老经验，从正面汇报成绩，专挑好的说。王震见大家穿得破烂，面黄肌瘦，便说：“不要尽讲形势大好，都在你们脸上和身上摆着哩，有什么问题和意见、困难和要求，尽管说。不要有顾虑，我跟你们一样，但讲无妨。”他一笑，书记就胆子大了些：
“王首长，我们山区百姓实诚，别的也没有什么，就是木材价格太低了点儿，上面下达的砍伐任务很重，上山伐木劳动量很大，大家吃不饱，又见不到一点点儿肉星星，哪有力气干活嘛，群众有些意见。”
王震给大家抽烟，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，说道：
“山区砍伐是很辛苦的，需要吃饱，需要吃肉。靠国家供应，运输也困难。你们自力更生嘛，自己种些自留地，养些猪，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嘛。”
大家都忍不住诉苦，说上面要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自留地、饲料地全都没收了，猪也杀光了，什么都不准搞，简直没法活了……王震越听越生气，问书记是不是这个样子，书记连连点头。王震桌子一拍，站起来说：“这不是要逼死人吗？你是书记，让大家搞嘛。”书记哭丧着脸说：“王首长，不是我们不让搞，是上面不让搞。县委书记昨天还开会传达说，是中央和省里有规定，要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。”
王震气呼呼地说：“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要割什么‘资本主义尾巴，而且反对‘割尾巴。群众这么苦，山里这么穷，还有什么尾巴割？‘穷是社会主义呀？全都是屁话！你是书记，这里的权在你的手里。你这个山沟沟，中央谁个来检查嘛，有什么可怕的？”书记直摇头，“上面要是知道了，‘三反分子的帽子可戴定了。”
王震对大家讲：“毛主席是非常关心群众生活的，教导我们要一手抓生产，一手抓生活，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。有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，不执行毛主席指示，还编造歪曲毛主席的话，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过好日子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反党、反人民、反毛主席！书记同志，你不管他是县委也好、省委也好，谁压你你也不要管，你搞你的，大家只干不说，谁知道呀？”
大家激动得流泪、鼓掌叫好，可书记又害怕了：“王首长啊，我们的腰杆顶不住哇，上面万一追查下来，大家都吃不消。不敢哩！”王震完全理解，给他壮胆子：“不要怕，上面追查下来，你们就说是我王震叫你们搞的。我当你们的后台，要找就来找我。”书记一听，更加感动，流着泪说：“不，您是好人！我们不能连累您老人家呀！”王震大声说：“我不怕。毛主席早就说过，我王胡子是打不倒的！我这次来，就是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来搞调查研究的，你们不要怕，放心大胆地干，我都担着。”
书记和大家都感到腰杆硬了，激动之中又突然犯愁地说：“王首长，我们的种子都吃光了，猪都杀光了，又没得钱，到哪里去弄嘛？”
王震笑道：“这好办，你们跟老卢他们搞个亲戚，山里山外结个亲家。红星垦殖场有种子、种猪，算是对山区人民的支援；你们呢，山上每年都要砍些树杈子、竹梢子，就给老卢他们搭猪棚，发展养猪。好不好？”
“好！太好了！”书记和社员们热泪滚滚，紧紧握着王震的手，簇拥着王震上车。车子已走远，可群山隔不断将军和老百姓的心……
资溪县委按照王震的话，抵制住“割尾巴”歪风；高铺公社和红星垦殖场至今（1983年作者采访时）保持着“亲家”关系；中央根据王震的报告适当调高了木材价格。资溪人民永远忘不了在最艰难的时候，王震的资溪之行。
心急火燎离红星
1971年8月一天，老卢陪着王震去寺前分场，汽车路过浙赣铁路时，看见铁道两旁用土和草皮堆成一个个土堆，插着粗楠竹像炮筒。王震狐疑地问：“这是干什么的？”老卢如实汇报：“这是上面搞民兵训练做的土坦克和大炮，说是训练基干民兵袭击打火车。”
王震忙叫停车，走上铁路一看，沿路基两旁隔不了几步就是一个，“炮口”全都对着中间行驶的火车。王震心里倏地腾起一种不祥的预兆，脸唰地变得铁青，脖上的青筋紧绷，突然冲上一个土坦克，用脚猛踢，抱着竹炮筒猛摇，对着天指着地破口大骂：“妈的，田里那么多草不去耘，地里那么多草不去除，在这里搞这个鬼名堂！”
老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王震这么愤怒过，生怕他从土堆上摔下来，忙上去拉劝。王震推开他们，怒道：“你们知道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，这炮口是对着谁的吗？这是对着人民的火车！他们在搞鬼！”老卢他们硬拽，王震挣扎着不肯走，声嘶力竭地不断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”
老卢他们全吓懵了，不知道王震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又不敢多问，好不容易把王震扶进车里。王震瘫软地喘息着，嘟囔着骂个不停，瞪着一双大眼喷射着愤怒的火焰，一再追问：“红星参加了没有？寺前分场搞了没有？”老卢一再保证：“全场都没有参加，知道您不会同意，也就没跟您说。”
王震一字一句地叮嘱说：“红星是我蹲的点，谁也不准参加！他们就是拿枪逼着你们，也不准搞！我们的民兵训练，一定要跟生产劳动结合起来，要教育我们的民兵誓死保卫毛主席、保卫人民，要对人民的敌人狠！”这个“狠”字是咬牙切齿迸发出来的。
一连两天，王震吃不香、睡不着，一个劲儿地抽烟，不时到处转转，察看有何动静，凭着一个老军人的敏感直觉，总感到在这个时候，全省搞这种打火车的演习训练，不是一般民兵训练，不是好兆头，很自然联想到林彪、陈伯达一伙在去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，和当前正在开展的“批陈整风运动”，筹备中的四届人大……王震怀疑林彪他们会铤而走险，整个心突然猛地揪起来，特别担心主席和总理的安危，担心党和国家的安危。他想起主席和总理要他下来走走看看、搞点儿调查研究，现在看来更有深意。江西这个重大动向，自己必须亲自出去看看，搞点儿调查研究，掌握更多的情况，及时向主席和总理报告。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使命感、责任感油然而生……
晚上，王震把几个主要领导叫到自己房间，对大家说：“我想明天出去一趟，到处走走看看，会会老朋友，然后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。”大家从王震充满血丝的双眼，猜想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，不敢多说多问。老场长问要不要派人陪送，王震说：“不要！谁也不要送，你们好好看守农场这个家就行了，我过了国庆还要回来的嘛。”王震请大家抽烟，说：“我这次出门时间长些，农场就全靠你们自己了。我只强调一点，红星是我蹲的点，不能出任何事情。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，就是‘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我们都要听毛主席指挥，决不能听别人瞎指挥。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就找你们算账！”
王震匆匆离开红星垦殖场，在南昌、井冈山、长沙、武汉和郑州沿途走走，看望老战友、老部下，谈谈话、打打招呼，了解到林彪在各地一些死党的频繁活动，敏锐地感到气氛有些不对。在郑州，一个老部下带着一本画报送给将军看，画报封面是江青拍的林彪读毛选的照片。将军推说：
“我不懂照相。我不看。”其实他心里觉得江青给林彪照相而且登作封面，必有蹊跷，应该立即赶回北京。
正在这时，从北京赶回武汉的武汉军区政委、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听说王震在郑州，匆匆赶到王震下榻的住所，进门就欣喜若狂地喊道：“报告司令好消息，林秃子摔死了！”
“啊——”王震咚地站起来，惊喜道：“好哇，恶有恶报，罪有应得！”
张体学简要讲了林彪劫机叛逃，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情况，王震桌子一拍，切齿大骂：
“他妈的，卖国贼！死有余辜！这是历史的惩罚！”
张体学原是李先念五师十四旅旅长，1945年曾为王震南下支队当开路先锋，转战鄂南，英勇善战。他的夫人林少南曾在1946年被国民党逮捕，是被一个国民党将军接出监狱回到解放区的，她因不知道那位将军是谁，交代不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就被打成“叛徒”“特务”，一直被关押批斗。有次，湖北来人看望王震说起此事，王震大笑：“那是我嘛！1946年北返中原，我在武汉军调小组当谈判代表，当时武汉地下党告诉我小林被捕的事，我就穿着国民党发给我的一套将军服，大摇大摆地把她从监狱里接出来了。”一句话，解决了多年悬案。
两位老战友多年不见，今日重逢却来不及畅谈，张体学紧紧握着老首长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司令员，总理命令我马上赶回武汉坐镇，不能陪您老人家了。”将军急切有力地说，“好，你赶快回去坐镇指挥，我也要马上赶回北京，‘听候调遣。现在正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地追歼，全部、干净、彻底地收拾这帮坏蛋！”
王震将军就这样离开了蹲点的红星垦殖场。我在红星采访时，还登上残存“土坦克”看了看，回京向王老求证：“您当时已经预感到林彪他们策划‘571工程，要攻打毛主席专列吗？”
王老讲：“没有！当时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主席在南方巡视。我只是对农忙时突然在铁路线上搞坦克大炮打火车的训练，感到特别奇怪，很自然地就想林彪他们又在搞什么鬼。1959年庐山会议上，他趁机狠整彭老总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居心不良；‘文化大革命中又整了那么多人，要不是他们搞鬼，也不会闹成这个样子。1970年庐山会议上，林彪、陈伯达又搞那一套，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！看到搞这种民兵训练，立马感到他们是在搞与这种军事行动有关的阴谋，所以特别担心主席和总理的安危，多年来对林彪、江青一伙不满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了。还是毛主席非常英明伟大，早就明察秋毫、料事如神，粉碎了林彪他们的阴谋。”
“听候调遣”再奋起
王震回到北京，先向周恩来总理报到。之后随同陈毅、聂荣臻、徐向前等老帅们一起，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座谈会。一连几天，王震多次发言，愤怒揭批林彪历来投机耍两面派，对毛主席、党中央阳奉阴违，仇视老帅们、打倒老干部的种种罪行；还用大量事实揭露林彪大搞个人崇拜。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，尤其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林彪在全军全国大肆制造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，捞取政治资本，鼓吹“天才论”就是为他好当国家主席。毛主席已识破他们的真实目的，多次批评狂热的个人崇拜，直言“四个伟大”“讨嫌”！王震说，“林彪一伙为了篡党篡国，必然会欺骗全党，愚弄人民群众，滥搞语录牌、万岁馆、忠字舞，大搞什么‘三忠于、‘四无限、‘大树特树绝对权威，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，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，实际上都是为了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，借以整人，排除异己，谁要说半个不字，就被打成‘现行反革命，往死里整。林彪根本不是什么‘忠于，而是谋害！”当时，江青也在座，知道王胡子也是冲着她来的，板着脸不吭气。
粉碎了林彪集团，已“赋闲”多年的王震认为中国从此走上正轨，亟须恢复和发展经济，他想第一时间重返生产前线，座谈会后他便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缨：“把我分配到北面反修前线的生产部队去工作，尽到作为毛主席的一名光荣老兵的责任。”
不久，中央任命王震为国务院业务组（相当于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）成员，协助周总理整顿经济，着重抓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。王震听从“调遣”，又重新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。但眼下不同从前，也不是在红星垦殖场蹲点。江青一伙在林彪事件后蛰伏不久，又很快结成“四人帮”，网罗党羽，仍然掌控政治思想工作和舆论阵地，到处插手，兴风作浪，借“批林批孔”批周公，把罪恶矛头指向周总理；他们极力阻挠深入批判极左，干扰落实各项整顿政策，到处抓“孔老二”，提出“政治可以冲击一切”、“不为修正主义、走资派生产”、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”、“停工停产也是革命”、“宁长社会主义的草，不栽资本主义的苗”等谬论，再次掀起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歪风，使广大基层干部不敢抓生产，特别不敢抓农副业生产，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带来严重困难。
王震步履维艰，却义无反顾，依旧坚持以粮为纲、全面发展、种植业和畜牧养殖业并重的“大农业”主张，拄着拐杖四处奔波，跑了上百个县抓粮食生产，又跑遍棉产区抓棉花生产，到牧区山区抓林木山果、畜牧养殖等。每到一地，视察、访问、谈心、开会座谈，逐条批驳极左谬论，解除大家顾虑；切实纠正社队管理、自留地、自留畜、按劳分配、多种经营、农贸集市中的极左错误，切实解决家禽养蜂、品种改良、沼气冷库、病虫害天敌防治，提高禽蛋和奶制品质量等实际问题，鼓励大家发扬延安精神，开展社会主义大生产运动，“谁要反对我们大生产，他才是真正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！大家不要怕，就说是我王震讲的，我负责！”这种敢于负责、勇于担当的精神深受大家欢迎。
王震看到偌大的中国一年出口才4亿多美元，便向周总理请战，大力发展农副土特产品出口换取外汇。1974年11月，王震带着6只意大利和日本的良种兔，一大捆图书资料，来到广东湛江湖光农场。他任农垦部长时，曾来过这里十多次，特别看重这里的地理优势，每次来都要亲自带来许多优良品种，如香茅草、新疆玉米、北京鸭、太湖白鹅、澳洲火鸡、日本白猪等，使农场发展很快，年年增产增收。1966年3月那次来湖光农场，大家不知道他被离职休养，只感到他心情不好。王震在湖光农场住了四天，在田间地头、猪圈牛栏里忙了四天，还亲自推广环保“节能灶”，最后和大家依依惜别。这一去整整八年，今天终于又看到老人家了，职工们奔走相告。老部长紧紧握着老战士们的手，激动地对大家说：“我是来看望同志们的。这些年大家受苦了，是我连累了你们，对不起！”说着，向大家深深鞠躬。这句滚烫的话暖在大家心窝，大家悲喜交集，忍不住纷纷流泪。
自从上次走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迅猛袭来，湖光农场很快成为场内和社会上各个造反派争抢的“肥肉”，多年养育的良种牛、猪、鸡、鸭、鹅、鱼等出口创汇优良品种，都被打成“资产阶级的”、“修正主义的”、“里通外国的”，统统被斩尽杀绝，成了造反派口中的美味佳肴。一位女饲养员护着澳洲火鸡、太湖白鹅痛哭：“杀不得呀，这是王老交给我们饲养的！”那些造反派却恶狠狠地嘲笑：“什么王老？别看王胡子还是中央委员，他是坐在右边的‘老机（即右倾机会主义）。”整个农场被批斗关押的多达415人，被迫害致死的达18人；许多南征北战的老革命、十万大山剿匪的老英雄，为新中国流过血、舍过命的老干部，都被打成“反革命”、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里通外国分子”……
王震听着大家哭诉，气愤地用拐杖敲着地说：“现在还有人唱‘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，好个屁！是对国家很大的破坏，对老干部很大的打击。上整老帅，下整干部，都是林彪一伙干的！”他又命令式地说，“你们要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，恢复他们的工作！谁要反对，就说是我王胡子说的，我负责！要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，坚持多业养殖、多种经营的方针，大力发展优质特色品种。”
王震顾不上休息，走遍各分场，边看边讲，打消大家的各种顾虑和怨气。他讲国家要恢复生产建设，要大量发展土特优质产品并出口创汇，湖光农场要充分利用靠近香港、澳门和广州大城市的优势，依傍湛江良港的便捷，重建对外出口基地，为国家多赚外汇，支援国家建设。看到被毁坏的茶园变成了乱石岗，他生气又心痛，把拐杖一放，大衣一脱，拣起石头来，还给大家讲种茶的历史和好处，讲南泥湾的往事和革命传统。他眺望整个农场，深情地说：“不管前面还有多少曲折、多大困难，我们的事业不能中断，我们的生产不能停止。林彪一伙大破坏，我们一定要大建设，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，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，把损失夺回来，把湖光的山山水水建设得更美好！”
胸怀大义扬正气
林彪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，人们在震惊中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自然产生种种怀疑和不满；毛主席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，不能不深刻内省和反思，痛定思痛，亲自为所谓“二月逆流”平反，为陈毅、贺龙、“杨、余、傅”和罗瑞卿等平反，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，对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，做自我批评，并委托周总理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，落实干部政策。周总理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机会，以超人智慧，使一大批被打倒、遭迫害、靠边站的领导干部重新站了出来，大大加强了抵制“四人帮”的正义力量。
但绝大多数的干部被整，都是林彪、康生和“四人帮”及其党羽秘密进行的，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知情，极左阻力又很大，平反工作复杂而艰难。王震积极协助周总理，尽自己最大努力，不仅为邓小平复出奔走呼吁，在中央有关会议上为吕正操据理力争，还为许多老同志传递平反信息。只要得到准确消息，只要有人找来申诉，他都尽力帮忙，向毛主席、周总理和叶剑英转送书信。他再三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一定要注意查收所有申诉信件，我一定争取尽快把这些信转上去；对于所有老同志及其家属，我们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！都要以礼相待，真诚地为他们办好事。”
王稼祥同志下放期间患病，毛主席批准他回京医治，王震第一个去医院看望，两人紧紧握手感叹：“我们都是死里逃生啊！”王震鼓励他尽快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，要帮着转交。毛主席读信后，对王稼祥评价很高，让周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口头转达，说：“这样的老干部，只讲自己的过错，不讲自己的功劳，很难得。他是有大功的人，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。”王震非常高兴，立即转告王稼祥一家。
1973年3月，王震去武汉视察，想起老部下、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，便问：“杨秀山现在在哪里？怎么样呀？”得知他被关押多年，王震当场发火：“杨秀山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现在还不放出来！”王震要见杨秀山，见他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便冲着押送的保卫科长发脾气：“你也坐下来听听，我们没有什么阴谋。革命几十年，杨秀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怎么整成这个样子？”
王震了解了情况，让杨秀山放心，一定帮他申诉。可王震前脚刚离开武汉，告状的电报就到了北京。叶帅见到王震就笑：“胡子，你在武汉又放炮了！”王震这才知道有人背地告状，坦荡地说：“我是骂娘了，滥关无辜，长期不放，岂有此理！”叶帅问明情况，批示：“立即解除对杨秀山的监护。”杨秀山这才被放了出来。
1973年12月，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被“四人帮”及其代理人秘密逮捕，从四川攀枝花押回北京，定为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只待批准枪决。王震利用在国务院工作的机会，多次为高扬文说话，批评冶金部“不务正业，不抓生产建设，专门整高扬文，是非常错误的”。国务院开会讨论高扬文的问题，“四人帮”在会上抛出《高扬文反革命言论》。王震挺身而出，指着这个“材料”仗义执言：“高扬文的这些话我也说过！”周总理接过话说：“是呀，你说的比这还多。”意思是高扬文的这些言论根本不能定为反革命罪。经周总理和邓小平过问，毛主席批示：高扬文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。从而将他从死神和魔窟中解救出来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许多干部挨整，大多是把以往工作中的矛盾、分歧、个人恩怨“上纲上线”，趁“文化大革命”揭发批判，以极左挟私报复！王震受中国仁义豪侠的传统影响很深，一生光明磊落，忠义耿直，爱打抱不平，又是有名的“湖南犟骡子”，火气一上来就控制不住骂人，他以为自己是好心好意，气一消没事，可这也得罪人啊，所以他一生功勋卓著，但也挨过不少整。毛主席早在延安时就批评过他：“胡子，你现在不是小将是名将了，粗暴脾气应该改一改。”可他改不了耿直脾气，倒也从不计较整过他的人，从不把工作矛盾上纲上线报复整人，对同志宽容大度，若有危难还出以援手。
粮食部副部长黄静波，抗战时曾任陕北清涧县县长，因对部队伤员态度不好，曾被时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王震当众严厉批评。在党的七大选举时，黄静波作为七大代表在会上夸大其词地讲了王震许多坏话，坚决反对王震入选中央委员，还引起争议。当时，王震正率部南征在鄂湘，最后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。黄静波对王震一直很愧疚，几十年不敢与他交往。后来王震任副总理时去沈阳视察，听说黄静波被关押在抚顺好多年没解放，提出要见见，黄静波非常紧张。没想到王震根本不提过去的事，只是询问他受迫害的情况，好言劝慰，随后让当地主管部门解放了他。黄静波喜出望外，极为感动，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经常往来。
主抓黄金有突破
周总理率领一大批老干部，在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下，全力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转，在外交、国防、经济和对外经贸等诸多方面取得重大成就。
毛主席阻止了“四人帮”“组阁”，四届人大胜利召开，王震出任国务院副总理，主管铁路、交通、邮电和供销总社。他认为这几个部门的部长都很有水平，上面还有小平，自己可以不管，便向总理提出，他原来在国务院业务组抓的几件事，如农村沼气、牧副渔业和开采黄金等工作，还想继续抓下去。总理表示赞同，分工仍不变。
分工抓供销总社方面，王震不仅抓农村生活和生产物资供销，连废旧物资收购都亲自过问，细小到百姓生活奇缺的铁锅、瓷碗和酒瓶子，生活急需什么，市场奇缺什么，他就解决什么。身边的人不理解：当了副总理怎么还热衷于抓这些“小事”？王震动情地讲：“解放二十多年了，农民的生活还很苦，特别是老区、山区和边远地区还很穷，存在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现象，还需要多养些鸡鸭、多采些山果、多收购些废旧物品，换些油盐和生活必需品。许多事情看起来很小，恰恰是这些所谓‘小事，关系到国计民生大事，现在没有人去抓，我责无旁贷，应该多做些拾遗补阙的事情。”在王震心目中，“以民为本”无“小事”，“拾遗补阙”有“大爱”。
还是在1974年夏天，周总理病情恶化住院，躺在病床上还在批阅报告，他让秘书叫王震来，想了解一些重大引进事项。王震如实汇报，表示极左干扰再大都能顶住，但是没有外汇储备，没有黄金硬通货，一些重大引进项目、国外先进技术设备，根本无法启动。总理沉默了一会儿，把地质部报送的黄金地质勘探报告给他，一字一句地叮嘱道：“胡子，搞建设不能没有黄金，你把金子抓一抓！”
王震看着总理瘦骨嶙峋，双手干瘦如柴，心中涌起无比酸楚，接过报告，含着泪说：“请总理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您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啊！”
外国一直说中国是“贫金”国家，新中国又是在“无金”情况下起步，现在总理病中交办，就是拼掉自己一条老命，也决不辜负总理重托！可是，国家没有专管部门，该从何处着手？想起新疆解放初，军费和财政经费全靠每个月用飞机从北京运银圆，他便在军区成立了直属“挖金大队”，翻山越岭，一个多月挖出黄金近百两；现在若要动用军队组建黄金大队，肯定会惊动“那帮人”，又要大做文章攻击总理。于是，他从地质部、冶金部找来几个志同道合的人，先组成“黄金生产领导小组”，亲自带队，一口气跑了六七个省调查研究，然后给国务院写报告，着重阐述我国发展黄金生产的重要性、紧迫性和有利条件，建议中央做出大力发展黄金生产的决定，改变“上无人管，下无人问”的自流状态。
中央很快批准王震的报告，成立“黄金局”（由冶金部兼管）统一领导，王震提出的目标是，一年赶超慈禧，五年翻番，1980年达到年产200万两！
大家吓了一大跳！从民国直到1974年，全国黄金年产量还从来没有超过40万两，连慈禧太后时年产43万两的水平都达不到，你王胡子提出这么高的指标，千万不能重蹈“大办钢铁”的覆辙啊！
王震认为，当年毛主席提出“1070万吨钢”的指标并不算高，当时英国年产2000多万吨，美国6000多万吨，我们用15年“赶英超美”不行吗？有什么错？问题在于“大办”“全民运动”，单凭热情一哄而上，违背经济规律瞎指挥、违反科学瞎蛮干！他讲他的可行性研究，“只要依靠科技进步加上鼓足干劲，是可以达到的！我们共产党员难道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？搞了二十多年，难道我们还不如慈禧太后吗？我们这些专家学者，这么多开采队伍，怎么向祖国和人民交代？大家深受刺激，既惭愧又振奋，既感压力又添动力。
王震担任副总理的头十个月，把主要精力放在采金上，拄着拐杖跑遍各个重要产区。1975年6月6日，王震视察号称“金城天府”的山东招远，主持召开烟台地区黄金生产座谈会。过去中央没来过大人物，现在赫赫有名的王震将军亲自来抓，各生产单位负责人非常高兴，争相发言，按当时规矩先批“唯生产力论”。王震一听，顿生肝火，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什么‘唯生产力论，我不听那一套！”语出惊人，大家愕然，他便缓和地说，“我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派来要金子的。国家需要金子，有了金子我们的腰杆才能硬朗。你们只管拿出金子来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！”
他沉重地对大家说：“你们晓得吗，美元、英镑、法郎为什么能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有威望？它是以黄金为后盾的！”他胸中自有黄金世界，列举出许多国家的黄金产量，南非世界第一，年产700吨；苏联第二，年产400多吨；美国、加拿大等好多国家都是两三百吨，而我们呢？我国黄金资源并不少，有上千年的开采冶炼史，也曾居世界前列，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破坏，1901年时年产4.51吨，到1949年还是4.50吨。他说，“新中国成立到现在，又过了20多年，黄金生产始终在低水平徘徊，一直搞不过慈禧太后，这岂不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吗？招远自古就是淘金之地，号称‘亚洲第一金都，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可是，现在设备极其简陋，最先进的东西只是用机器代替人力拉磨；淘金方法基本上还是古代的落后办法，肩挑、水冲、手摇，几乎没有改进。人家发达国家都是采用现代技术装备，一个劳动力一年可生产黄金30两，而我们10两都不到！生产力水平这么低下，还要大批‘唯生产力论，这不是要亡党亡国吗？”王震的话震撼着大家的心，这是无情的事实啊，只有他王胡子敢说！
他充分肯定招远金矿的成绩和经验，鼓励大家说：“你们这里遍地黄金，短时间内能不能成倍增长？我看是完全有条件的。关键是要靠科学开采、科学冶炼，改进技术装备，提高现代水平；不能空喊政治，瞎指挥蛮干，而是要凝聚大家的聪明才智，求真务实，真抓实干！我希望你们和全国各地矿区同心协力，把矿金、沙金生产都搞起来，大打矿山之仗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，打破中国黄金事业落后局面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。”
接着，王震又去四川、内蒙古、黑龙江、湖南等地考察座谈，都是讲他这些观点。来到湖南株洲冶炼厂，一进会议室，他就把总工程师拉到自己身边坐下，风趣地说：“‘老九不能走！”当听到工厂金、银电解是从“小痰盂”起步，1974年电金产量已达到580公斤时，王震连连称赞说：“好哇，从‘小痰盂到电解槽，我看到了‘山药蛋加‘手榴弹的革命传统和科技进步的威力。我们国家要创造，要发展，要实现‘四个现代化，就要有中国人民的志气，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加上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精神，缺一不可！”
回到北京，王震又同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商谈提高黄金收购价，找有色冶金研究院研究采金技术和设备改进，为招远解决大型装备，为株洲厂解决环保设备等。他从体制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，从资金到价格大力扶持，从技术到设备全力保障，重要环节他都亲自抓、亲自跑，鼓起大家干劲争上游。1976年，我国黄金年产猛然达到48万两，第一次超过慈禧时代5万两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，急需大量黄金外汇，为使黄金生产有个更大的突破和飞跃，王震提出多年想法：“让部队去找金子！”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，他组建起一支过得硬的“黄金部队”，按照现代化高水平要求，整合资源，集中优势兵力，迅速打开新的局面，1980年实现了年产200万两的目标，现在年产量稳居世界前列。
维护整顿挺身起
四届人大后，遵照毛主席有关“整顿”、“安定团结”、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”的一系列指示，邓小平带着国务院一班人马大刀阔斧搞整顿，扭转了严重混乱的局面，国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开始好转。以江青为首的“四人帮”不甘心“组阁”失败，趁毛主席年迈多病、周总理病重，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。首先是在毛主席面前极尽挑拨造谣之能事，全面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功绩，康生进谗言说邓小平“想翻‘文化大革命的案”，王洪文攻击“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”，极力动摇毛主席对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。同时，他们仗着掌握舆论工具，恶意歪曲主席本意，大批所谓“经验主义”，“批宋江投降派”，又挑起批判“风庆轮事件”、开展“教育革命大辩论”，在全国掀起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恶浪，策划清华、北大率先贴出一大批大字报，点名批判包括王震在内的7位副总理，攻击他们是“还乡团分团长”；还点名批判一大批部长，科学院的胡耀邦、铁道部的万里、交通部的叶飞、七机部的张爱萍、教育部的周荣鑫，几乎同时被打成“右倾翻案风”的“急先锋”。眼见周总理的病情非常严重，邓小平的处境极为艰难，王震不顾个人安危，站到反对“四人帮”倒行逆施的前面，坚持要亲自去交通部参加批判大会。
1974年10月，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“风庆号”成功远航。“四人帮”为抢功“组阁”，编造出“他们奉行的都是‘造船不如买船，买船不如租船的‘洋奴哲学，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”的政治帽子，扣在国务院和交通部头上，大批“崇洋卖国”，扬言要“彻底检查整顿”交通部，并借此大闹政治局会议，江青和张春桥气势汹汹地逼邓小平表态；接着派王洪文飞抵长沙，向主席诬陷和诋毁周总理和邓小平。毛主席严厉批评他们，一针见血地指出“江青有野心”，警告他们不要搞“四人帮”，挫败了“四人帮”的“组阁”阴谋。现在，他们趁总理病危进行反扑，又在交通部召开批判“风庆轮事件”的大会，批判叶飞。
王震分管交通部、铁道部，出于对叶飞和万里的信任，以往很少亲自过问。现在面临危局，他要亲自出席讲话，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，他旗帜鲜明地说：“叶飞同志贯彻中央9号文件没有错。把交道部说成是‘造船不如买船，买船不如租船的卖国主义，我是不同意的。”他明确指出：“我是国务院副总理，分管交通部、铁道部，在大事上他们都向我汇报，都要征得我的同意。如果说有什么错误的话，那首先是我的责任。”他挺身挡住“四人帮”一伙的攻击。
王震最恨江青仗着“特殊身份”飞扬跋扈，骄横无理，到处害人，损害毛主席的形象，心里早窝着一把火。他为炼金设备事去冶金部有色冶金研究院，看见院子里贴着好些“评法批儒”之类的大标语，就把全院人叫来，对大家说：“你们是有色金属研究院，你们的任务是研制有色金属提炼设备。你们又不是文科大学，不是搞历史的，贴这些东西干什么？”说着，火气大了，嗓门也高了：“你们知道吗，要搞评法批儒的人，她自己就要当女皇！要当慈禧太后！要当武则天！”一语惊四座，振聋发聩。
自从开始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王震让秘书注意各种简报中“批邓”动向，如点不点名、称不称“同志”。国务院办公室的简报把“邓小平同志”的“同志”去掉了，他不禁吼道：“把他们给我叫来！”气呼呼地对赶来的值班室主任说：“别的部门不了解情况，你们也不了解？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国务院是什么样子你们不清楚？为什么也昧着良心这么做？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！带到上面去！”
一天，王洪文转来一份简报，反映国务院一些部门揭批王震“右倾翻案风”的“问题”，故意批示：“请王震同志读。”王震气得随手一扔。秘书问他怎么处理，他说，“不用理他。”
王震知道，这是“四人帮”的“警告”！回到家里，他把孙子、孙女搂在怀里，谆谆嘱咐说：“你们记住，你们的爷爷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不但走，还跑哩！”
中国命运大较量
1976年初，周总理病危，王震一直焦急不安。直到1月7日，总理弥留之际，才得以前往探望。王震强忍热泪，回家哽咽道：“总理已经不省人事了，人瘦得完全变了样……”双唇抽搐，长久默默无语。
第二天上午传来总理逝世噩耗，王震泪如泉涌，悲恸长泣：“总理，你不该这个时候走啊！”9日一大早他赶到办公室，叫秘书通知他主管的几个部召开党组会缅怀总理，表示群众悼念要大力支持；他将自己身边的秘书、警卫等工作人员都叫到一起缅怀总理，“化悲痛为力量”！痛斥“四人帮”：“有人批宰相，实际上自己想当皇帝！”
在给周总理治丧期间，王震由于连日来的过度悲痛，吃不下、睡不着，身体十分虚弱，腿伤痛得走不了路，但轮到他守灵值班照样坚持前去。
“四人帮”的压制阻挡不了正义的力量，天安门广场的吊唁活动已经汇聚成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。王震刚做了胆囊切除手术，躺在病床上，每天都要秘书给他详细讲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、声讨“四人帮”的情况和动向。念到广场诗篇时，他高兴地称赞：“好诗！好诗！写得好哇！”兴奋得饭也能吃了，在窗前遥望天安门广场，和亿万民众同心激愤。
四五运动遭到“四人帮”镇压，被定为“反革命事件”，邓小平也被打成“总后台”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。王震义愤填膺，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，一连好些天，常常叫喊骂娘，找来一些老战友直冲冲地说：“我要上山打游击去！你们敢不敢跟我去！你们能带多少队伍？带多少枪？”甚至叫喊要去天安门广场，“先发表演讲，然后自杀！”家里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生怕他气极了真出事，便将他“软禁”在医院，不让出院，极力劝解。
王震从天怒人怨，敏感地意识到党和国家已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决战，坚决出院回家，去找当年的总参谋长、元帅叶剑英。两人心心相印、肝胆相照，他急不可待地倾诉怒火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不能再让他们这样猖狂了，把他们都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”
叶帅最了解王震的脾气，只有他胡子敢“明目张胆”地提出抓“四人帮”！叶帅不动声色，为安全起见，打手势示意。王震也是身经百战、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，当然明白其意：要抓“四人帮”，不能不“投鼠忌器”；只有等日后，伺机解决，既要合理合法，又要周密策划河北股票配资，万无一失，一举成功！叶帅点点头，王震咧嘴一笑：“好，我听你的！”爽快地请缨：“要我做什么？做您的‘联络参谋吧！”叶帅笑道：“你这个参谋，我可是求之不得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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